术语表达：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或自强新政。是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官僚所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及外交等方面的活动。由于这些活动主要取法外洋，故称“洋务运动”。主持这些活动的清朝官僚，称“洋务派”。洋务派官僚中央以奕诉为代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第一阶段为以举办军事工业，生产洋枪洋炮为主的“求强”活动；第二阶段为举办一些与民用有关的工业，如炼铁、织布为主的“求富”活动。为筹集民间资金，一些民用工业除官办外，还采取了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旨在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洋务运动自19世纪60至90年代，前后持续30多年，并未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以失败告终。
考点分析：
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开明派，践行林则徐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在当时一度被认为是中国“中兴之照”，但却以甲午中日战争宣告失败，失败的原因、战败后清政府是否还继续进行洋务运动及北洋军阀对清末与民国政局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因此也是高考题常考热点。
学者观点：
李喜所：顽固派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派。即使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他们仍占着绝对优势，他们的思想仍统治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因此，当“师夷”、观察研究西方世界的“异端邪说”问世后，顽固派发起了一场令人恐怖的围攻。其理由不外是：①“人不能事鬼”。在顽固派的眼里，外国人全是“鬼奴”，而中国是礼义之邦，孔门后代，人不能与“鬼”打交道，更不能去“事鬼”、“师夷”。“师夷”会“用夷变夏”。这是清朝封建统治者最惧怕的一个问题。因为，从根本上讲，究竟是“用夏变夷”还是“用夷变夏”，涉及到一个谁改造谁的问题，也就是用封建主义去改造西方“夷狄”的社会制度，还是用资本主义来改造清朝的封建制度。但是，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被迫允许人们走向世界的根本动因是外国侵略者的致命打击。新的观念虽然产生，而旧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顽固派反对原因探讨）
朱浒：起初, 西方向中国移植近代工业的落脚点集中在鸦片战争前唯一的 通商口岸广州及相邻的香港一带，且仅仅集中在航运和船舶修造等少许行业上。可是, 刚刚进入19 世纪 50 年代，西方向中国移植近代工业活动的重心就转到了上海。并且，就行业种类和经营规模的总体而言，除了在产地和运输等问题上受到很大限制的出口加工工业外，到七八十年代，上海不但远远超过 40 年代的广州和香港，甚至达到了为同时期国内其他地区的总和都不及的程度。因此可以说，西方向中国移植近代工业活动的目的固然是要打开整个中国的市场，并为此铺开了漫长的战线，然而它毕竟不能摆脱中国传统市场结构所给定的条件，这才出现了向上海集中的倾向。
钟康模：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清朝统治集团分裂为洋务派和顽固派两个主要政治派别。这两派在维护封建体制的根本利益上,其立场是一致的。但在如何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统治的手段和方法上则有所差别。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借以“图强”和“求富”，挽救风雨飘摇的清政权，顽固派则死抱封建教条；株守祖宗之法，胶柱鼓瑟，严防“以夷变夏”，以此来保存天朝的体制。他们泥古守旧，故步自封，“以天朝的尽善尽美”来自欺欺人，反对学习西方，视“洋务”为“洪水猛兽”。所以，洋务派在兴办洋务事业的过程中，不断受到顽固派的攻击和非难。作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在洋务派和顽固派的长期激烈论争中，居高临下，超然于两派之上。她一面支持洋务派及他们的洋务活动，借此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另方面又放任顽固派攻击和牵制洋务派玩弄权术，“以清议维持大局”。 在慈禧巧妙的操纵和利用下，两派勾心斗角，争论不休，既有不同政见之争，亦包含争权揽肥的自私因素，由此交织成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形成两派长期争斗，互相攻讦的政治斗争新格局。（洋务派遇到的内部政治阻力）
朱浒：按照学界公认的看法，李鸿章于同治九年(1870) 出任直隶总督，才是其洋务事业得以长足发展的起点。至于接下来的进程，学界通行的叙述大体可以概括为一个“三段论”，即19世纪70年代创兴、80年代发展、90年代停滞直至破产。事实上，甚少有人注意到，19 世纪 70 年代后期，李鸿章的洋务建设活动呈现明显停滞甚至部分倒退的状态。总体看来，这十年的成绩可谓高开低走。众所周知，李鸿章在19世纪70年代的地位和权势并未出现大的波动。那么，这十年间洋务建设的走势却又为何出现这般波折呢？对此问题，学界长期未曾论及。直到有学者在探究光绪初期的华北大旱灾即“丁戊奇荒”时才发现，这场灾荒对李鸿章的洋务建设事业产生了较大影响。这场灾荒从光绪二年(1876) 一直持续到光绪五年(1879) ，席卷了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还波及了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由于光绪三、四年( 1877、1878) 间灾情达到最高潮，而该两年干支为丁丑和戊寅，故后来文献多以“丁戊奇荒”呼之。其所造 成的死亡人口总数，估计约在 950 万至 2000 万之间。这堪称是中国自明末大灾之后最为惨酷的一次灾荒。在这一紧急时刻，朝廷的隐晦态度是，军务和赈务的急迫性肯定都大于洋务。如此一来，当赈务对洋务资源形成正面冲击之 时，定然不会再处在与军务面前一样的弱势了。在这一轮赈务对洋务的攻击中，李鸿章掌握的洋务经费凭空损失30万两。但盘点一下总账，赈务对洋务的第二波攻击，仍是以洋务经费的受损宣告了局。（洋务运动因灾情活动经费受到挤压）
项锷：同文馆初设之时, 以旗人为传统招生对象, 兼顾汉族士绅, 以及明确规定学生的来源和肄业以后的去向, 其目的是为了保持了传统政治利益领域的划分, 因而没有引起任何争议。由于洋务运动的深入, 急需洋务人才, 仅仅从八旗子弟中招选学生, 已远远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天文算学馆的招生范围比同文馆初设之时, 大大扩展了。从同文馆仅以八旗弟子为招生对象到天文算学馆“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 这是一项重大的突破。这一突破打破了按祖制业已明确的利益划分。天文算学馆的新政出台后, 反对的声音非常强烈。太平军起义期间, 为了缓和财政危机, 清政府广开捐例, 加上不少武将因军功而升迁, 造成官员职位紧缺, 大大压缩了正途出身的官员的任职空间。奕将同文馆招考的范围加以扩大, 这说明他心里清楚, 究竟是谁在激烈地反对同文馆。但是, 对于奕的好意, 正途出身的官员们并不领情。他们明白, 天文算学馆的招生办法虽说为少数正途人员提供了新的机会, 却也表明更多的正途人员的进一步贬值。因此同文馆之争, 从表面上看来, 是一场思想之争, 是实行洋务还是顽固守旧之争。但是, 思想之争的背后, 永远隐藏着个人和集团的利益。（同文馆之争的原因探讨）
